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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戴德生回国时，西瑟约他见面，戴德生提议一起为这事祈祷。再过了一段时间，端纳家举行了一个家庭聚会，司米德也参加。端纳两兄弟与他祷告交通，二人在这次聚会里肯定神是呼召他们到中国服侍，于是写信给戴德生。两次会面后，内地会正式接纳他们为宣教士。
杜明理长期在中国西北工作，曾深入西藏传福音，与妻子在一次暴乱中几乎丧掉生命，要回英国养病。纵使身体不佳，仍七次到中国传福音，且一次比一次时间长；终年80岁。
杜明德接纳家人的安排，进入三一学院攻读。杜明德虽然知道自己将来会当牧师，但他的生活丝毫不检点，他爱赌马，打牌，跳舞，直至在慕迪布道会中，他才真正决志。
1882年10月，来自美国的布道家慕迪到来，剑桥校园内贴满海报。校内各人心里都看不起他，认为他没有受多少教育，竟敢向高等学府的大学生传讲耶稣；不过，为了凑热闹，阿瑟还是与同学联袂去了。
一周既过，慕迪在聚会中向会众呼召：“来相信福音，心中留下一空处给神。”然后带领会众唱诗：“像我这样，罪孽深重……救主耶稣，我来，我来。”很多人回应呼召，有200多人，其中一位是阿瑟端纳。
从此，他彻底与马、牌、舞断绝。他是校际运动的代表选手，他仍努力学习和运动，但他目的是藉此见证基督。他先在陕西汉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1886年来到保宁府（今四川阆中市）参与传教站的创建，1888年到1898年在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创建传教站，在1898-1928年在绥定（今四川达州市）创建传教站，传播福音，庚子拳变与辛亥革命期间，他都在中国。66岁退休，1935年逝世。
何斯德（1861-1946）的哥哥威廉是三一学院的毕业生，因慕迪的讲道而灵性复兴，心里火热，希望弟弟也归向主。何斯德是军人，为着升迁和前途而努力。冬天里，两兄弟同时回家渡假，慕迪的布道团刚好从剑桥、牛津到布莱顿。威廉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希望弟弟也参加布道会。可是何斯德一直不肯去，到了第四晚，才在威廉的严肃语气和强逼下赴会。会中，神呼召他悔改，他已听过这类信息不下100次，但这次他的心不再刚硬了。
悔改后的两周，何斯德充满与基督同在的兴奋和喜乐。他发觉有一股力量推动他，要他为福音事奉一生。何斯德受戴德生的影响很深。当他正考虑宣教工场的时候，戴德生写的小册子深深地感动了他：“中国三亿八千五百万人民（这是当时的人口数目，现时是超过十亿）在死荫幽谷中，没有机会接触福音，回头想想我们元帅的命令，‘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面对成群走向灭亡的人，还能袖手旁观吗？”中国也开始成了他的负担。
他决定退伍到海外宣教，并将这决定告诉父亲，以为父亲能体谅。岂料当少将的父亲一口拒绝，认为他只是初信，情感的火热会转瞬即逝。
1883年5月，他收到父亲的一封信，说如果他还想去海外传道，他不会拦阻。这似乎是神对他非常清楚的启示，于是写信给内地会，得内地会接见。然而，戴德生在他的热心上浇冷水，强调在中国工作的危险和孤独，及可能受到当地西人及中国人的排斥。戴德生要他忍耐祷告，安静等候。在回家的路上，何斯德清楚灵里深处的渴望─到中国去。
1901年被选为内地会董事会执行主席，1903年接替戴德生为该会总负责人，领导差会逾30年。1935年退休后仍留在中国。1944年被日本人拘禁，45年才获释回国。他在中国住了60多年，是七人当中最长寿的一位。1946年5月在伦敦逝世。
章必成（章悟道）（1860-1939）的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一直关心内地会的事工，更盼望他们的家中有一人能蒙呼召到海外宣教。章必成是大家庭中的三子，父亲是男爵。自少他就在基督教活动和敬虔的气氛中成长，但他却徒有基督徒的外表而无属灵的实质，对信仰却一直不冷不热，与其他学生无异，喜欢划船和各类运动。
他的好友司米德和施达德先后灵里复兴，二人都为他祷告。慕迪来剑桥布道，章必成亦得着复兴，决志献身事主。
在慕迪布道会真正信主后，他也曾一度软弱。幸好，这只是短暂的情况，退后反倒叫他更迈向前，以后他更爱主！而神也就拣选了他完成他所托负的使命。一次，他无意间看到一本小册子《一个奇异而真实的故事》，以寓言方式把宣教地区的需要描写得丝丝入扣，章必成看后深受感动，好像是针对他的一个挑战。章必成的母亲对儿子决定去中国感到非常高兴，她鼓励儿子作宣教士，且“不但要去，同时要说服其他人一起去”。
章必成不只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他更放弃了大笔财产。当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英伦的大哥，由于没有儿子继承业务，想给章必成大笔财产，但条件是要他放弃中国，放弃宣教，回英国打理房地产业，章必成毅然拒绝了。他宁愿镇过镇、村过村，艰辛地旅行布道。一次他甚至在炎热的天气中，和戴德生走了近一千里路。他爱中国的热诚，甚至感动了儿子，后来儿子长大了，也加入中国内地会，而他自己也就是死于儿子的宣教站──中国宝宁。
他喜爱艰辛的旅行布道，足迹几遍中国。义和拳乱时曾一度回国，在英国按立为牧师。1935年后再次返回中国传道，至1939年在其子（亦为内地会宣教士）的宣教站宝宁逝世。
威廉·盖士利（1858-1925）是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司米德的学长和好友。大学毕业时，他已决定舍己事奉主。最初当英国国教的副牧师，热心布道，特别是在贫民中工作，然而，神让他看见他的工场并非英国，而是遥远的海外。自从他感到海外宣教的呼召后渐渐地清楚神赐他的负担是中国。未几，更写信给戴德生，表示愿意去中国。
但他要往中国的决心，很快就受到考验。凯色的母亲知道这消息后，十分伤心，因为她的七个儿子，只有盖士利一个留在英国。她去信戴德生，要求他不要接纳盖士利。戴德生答应绝不怂恿他。1884年9月最后一日，戴德生与盖士利一起祷告。
翌日答案来了，盖士利收到母亲的信，结果是神自己挪开了这些障碍，信中告诉戴德生：“显然他认为去中国宣教是他的责任和权利，这条路已经够艰难；如果我加以阻挠，那我不就成了上主好儿子的坏母亲？神已带领他走上这条路，虽不合我的意愿，但我必须跟上。愿神赐福他，也赐福你们的工作。”
盖士利先在上海工作，后在中国西部新教区当监督，一直很少离开中国。七人当中最先离世，1925年返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