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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溥仪来说，保持现有的生活状态，甚至是超越，只能通过恢复自己的地位来实现，而这一切，在溥仪不断形成的复辟思想中，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溥仪在租界期间曾经很受列强尊重，这些国家的领事、驻军司令都是尊称溥仪皇帝的，而且在溥仪生日的时候也都会到场祝贺，并在各国国庆等节日的时候也邀请溥仪出席。通过庄士敦，溥仪认识了英国的领事和驻军司令，并辗转的认识许多人。尽管各国给予溥仪足够的礼遇，但真正能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援的却寥寥无几，很多国家都只是处于政治的需要时才想到他这个前清皇帝。
对于到访的军阀，无论大小都积极与他们接触，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从中获取支持。然而在天津的几年里，让溥仪的自尊心不断的受到打击，各方势力的冷谈又让溥仪想到了一直庇护他的日本。为了进一步说服溥仪，日本方面派出了素有“东方劳伦斯”之称的土肥原贤二来游说溥仪。尤其是他们提出新国家是溥仪做皇帝的帝国，这个诱人的条件使得溥仪再也按捺不住，几乎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土肥原贤二所开出的所有条件，即刻动身去东北。
从1925年到1932年，溥仪在天津生活了七年，这七年是他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也是他积极活动、寻求复辟的七年。对于与日本相互勾结以实现复辟的梦想，溥仪并不否定，他曾毫不忌讳地说道：我在日本公馆里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于同年十一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天津潜赴旅顺，不久到奉天。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月一日，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地区建立满洲国。九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溥仪自是年三月一日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二月二十八日任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
三月六日，清朝废帝溥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秘密来到“汤岗子温泉”，并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代表板垣征四郎签定了“汤岗子温泉密约”，密约内容主要包括：“（一）满州国的治安维持及国防委以日军；（二）国防上所必需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的管理及新建均委以日本；（三）任命日本人为满州国参议，中央、地方的官署也要任用日本人。他们的选任、解任需经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四）以上宗旨及规定是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的基础。而溥仪在这封书信上所签字落款的时间是3月10日，这是关东军为了使本书信有效化、合法化。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国号为伪“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元“康德”。三月一日登基。还兼任伪“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帝国”协和会名誉总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率日本200多名官员出席仪式，并与出任“满洲帝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换文，表示当场予以承认。溥仪作为当时亚洲一个政治人物两次登上《时代》周刊，特别是该周刊有关“解决远东危机的四个人”的画像中。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进攻满洲国，满洲国政权覆灭。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在苏联被监禁五年。在软禁五年期间曾有一次去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日本统治者在中国的罪行做证明。
八月十九日，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厅室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留在通辽至八月二十日。八月二十一日，溥仪被一架双引擎杜格拉斯载到苏联赤塔一号军用机场，被囚于莫洛可夫卡三十号特别监狱直到十一月初。后被拘押在伯力四十五号特别监狱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
然而，在拘留所里受到优厚的待遇，令溥仪多次上书向苏联表示愿意永久居留苏联，请求加入苏联共产党，但也有推测认为有可能是溥仪害怕日后追究责任，故而申请永居。
1947-1948年，溥仪被前苏联转移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看守所里，他仍享受与其他被拘人员不同的生活待遇。如仍可单独用餐，不必参加劳动，甚至不用打苍蝇、蚊子。
在苏联拘押期间，曾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言中，声称自己在任满洲国皇帝期间，完全为日本占领当局摆布，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做为满洲国元首相应的权力和尊严，是自己被日本关东军胁持到内满洲的。但是，被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溥仪承认由于惧怕日后被中国**追究，作证时将部分责任推卸给日本方面（含如何到达内满洲），在部分涉及双方责任的地方皆有所保留。
1950年7月30日，苏联通知溥仪引渡回中国时，他在45号收容所再次向翻译别尔缅阔夫提出留在苏联的要求。8月1日，溥仪与其他满洲国263名“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移交给中国**，送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约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此时，他的编号是981。1951年2月3日，溥仪的父亲爱新觉罗·载沣在北京醇亲王府逝世，享年68岁，至死没能见到溥仪和溥杰最后一面。
1956年11月15日，毛**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进一步发表了他那篇《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他们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从这以后，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三年时光。其间，他认真进行改造，或者在东北各地参观游览，或者专心写前半生的自传，或者在高墙内的医务室以及房前屋后参加轻微劳动，在这和风细雨的改造生活中，溥仪倍感温馨，他把监狱当做自己的家了。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已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然而，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报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不但溥仪自卑，别人的看法也差不多，都认为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
1959年12月4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隆重召开。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溥仪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担任园丁及卖门票的工作。1962年4月30日，溥仪与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1964年，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后的*****时期，因周恩来将溥仪列为保护对象之一，当时并未遭到**冲击。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周恩来总理闻讯，亲自打电话指示政协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在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去世。
溥仪的遗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规火化，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5年，他的遗孀李淑贤将他的骨灰葬于北京西南120千米的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溥仪墓在清西陵附近。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的称呼都是宣统帝或者清废帝、末代皇帝、逊帝等，因为他没有庙号和谥号，他去世时是平民身份，所有没有谥号。但爱新觉罗家族在台湾的后裔于1967年给溥仪上了庙号“宪宗”和谥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襄皇帝”。
“宣国公（此人身份有待进一步核实）”的建议下，于2004（一说是2002年）重新给溥仪上了庙号和谥号，庙号清恭宗；谥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愍皇帝。尊骨灰奉安处（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献陵”，尊婉容为“孝恪愍皇后”，谭玉龄为“明贤皇贵妃”，李玉琴为“敦肃福贵妃”，李淑贤为“孝睿愍皇后”，从谥法解释来看，后一个庙号和谥号较客观地反映了溥仪的一生。
但溥仪所谓的谥号，庙号并不算是正式的谥号、庙号，这个庙号和谥号是家族内定的，未获国民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