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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中期，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耕地面积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七亿八千万亩；全国人口也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亿人；国库存银则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乾隆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地，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达到亩产五六石，甚至七八石。乾隆时甘薯和玉米在我国南、北方较广泛的种植，一方面产量大量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得以广泛推广种植的。其次是经济作物种植更加广泛。
清代前期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棉花种植在明代已较为广泛，到了清代前期更加盛行。当时，全国较为集中的产棉区有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很广泛。苏州府的吴江县吉贝（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粮食的种植面积。直隶“种棉花之地，约居十之二三”。宁津县“种棉者几半县”。河南是北方各省中植棉较广泛的省份之一，所产棉花除供本地织布而外，商贩大量地贩运到江南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乾隆帝十分重视文化，他决意对社会上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首先广泛征集图书，不断颁布求书谕旨。在这些谕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必须将求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同时，还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九月，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逾万种，从而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国家藏书。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馆人员的共同努力，继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库全书荟要》首先告成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部《四库全书》亦先后抄写完毕，并陆续入贮各阁。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库银长期保存在六千万两以上。文化事业也很发达，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
乾隆帝中年以后，逐渐好大喜功，不但大兴土木，六下江南耗用国家人力物力，贪污腐化又再开始盛行，整个清王朝亦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极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费特甚。他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耗费了大量的国帑。吏治败坏也成为乾隆后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乾隆帝晚年宠信和珅，导致和珅专权，贪赃枉法，严重破坏了吏治。和珅原是内务府銮仪卫中一个地位较低的拜唐阿，直至位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和授大学士，前后专权达二十四年之久。
在他秉政期间，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愦，喜谀厌谏的思想，报喜不报忧，一方面积极经营，扩大权势，“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权势索取贿赂，“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从中搜刮到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而乾隆后期的政治亦因此而达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
吏治的腐败还体现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发生的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贪污盐引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甘肃出现捐监冒赈奇贪案，命刑部严审总督勒尔谨，逮捕王亶望，皆处死。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山东巡抚国泰、于易简亏空库帑案发，和珅等查办，革职逮问，旋皆处死。对于各案要犯，乾隆帝虽然皆处以极严厉的刑罚，但是贪风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贪风的恶性发展使得各级官吏严重不纯，为政素质普遍降低。吏治一坏，直接导致了乾隆后期统治走向下坡路。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林爽文攻占诸罗、凤山，进逼台湾府，所占县城随即失去，局势十分严重。五月，湖南凤凰厅的苗民起义，被清总兵尹德禧镇压。针对台湾的严峻形势，同年八月，乾隆帝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赴台进剿林爽文起义。十二月，福康安以镇压林爽文之功，晋公爵。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阮氏篡国对宗藩体制发起了挑战。十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奉命带兵出镇南关，用兵安南。次年正月初，清军兵败而归，最终阮惠主动向清朝请和，乾隆帝同意讲和并承认了阮惠为安南的新君主。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廓尔喀再犯后藏。十一月，令福康安率军赴藏，征廓尔喀。次年（1792年）六月，福康安败廓尔喀军，出境作战。廓尔喀战败乞降，福康安班师。九月，乾隆帝令福康安、孙士毅等定西藏善后事宜。定金奔巴瓶抽签制度。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月，乾隆帝通谕设金奔巴瓶于北京雍和宫，饬理藩院堂官、掌印札萨克喇嘛等共同掣出蒙古所出之呼毕勒罕。
六月，英使马戛尔尼来华，英国人被安排1793年农历八月十三日（乾隆八十大寿）去热河避暑山庄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乾隆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
那天的拂晓3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4点左右，英国人终于来到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无边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