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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九十章 赫图阿拉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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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九十章赫图阿拉的冬天(第1/2页)
    崇祯十九年,九月十二。辽东,赫图阿拉。
    第一场雪来得比往年更早。鹅毛般的大雪从黎明时分开始飘落,不到半日便将赫图阿拉的残垣断壁覆盖成一片刺目的白色。这座努尔哈赤起兵时的旧城,城墙多半已经坍塌,剩下的几段也被风雪侵蚀得千疮百孔。城中只有不到百间勉强能遮风的破屋,三千残兵蜷缩其中,围着火堆瑟瑟发抖。
    粮草在七天前就断了。最后的几十匹战马已经被宰杀分食,马骨头煮了一遍又一遍,汤水越来越清。士兵们开始剥树皮、挖草根、猎杀任何能动的东西——野兔、田鼠、冬眠的蛇,甚至有人开始煮自己的皮靴。
    多尔衮站在赫图阿拉北面最高的山岗上,望着南面那片茫茫雪原。他已经站了很久,雪花落满他的肩头,落在他那件残破的貂裘上,也不去拂。随侍的侍卫远远站着,不敢靠近。
    他的思绪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时他还年轻,跟着兄长皇太极在辽河平原上驰骋。八旗铁骑所向披靡,明军望风而逃。他们从赫图阿拉出发,打下盛京,打下辽阳,打下整个辽东,最后越过长城,踏入中原。那时他以为爱新觉罗氏会建立一个比大明更庞大的帝国,从白山黑水到江南水乡,都将是满洲人的牧场。
    而今,只剩下这座破城,三千饥兵,和一个六岁的孩子。
    “哥。”
    多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拄着一根木棍当拐杖,肩上的箭伤尚未痊愈,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脸上瘦得颧骨高耸,只有那双眼睛还残留着一丝不肯熄灭的火焰。他走到多尔衮身边,递上一个粗陶碗,碗里是一碗黑乎乎的糊状物,冒着微弱的白汽。
    “吃点东西吧。这是最后一袋炒面了——用雪水煮的。”
    多尔衮接过碗,没有喝。他看着碗中那团黑糊,忽然问:“福临呢?他吃什么?”
    多铎沉默了一下:“皇上那边,洪承畴把自己的口粮省给了他。洪承畴自己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他说……他一个糟老头子,活够了。”
    多尔衮端着碗的手微微发抖。片刻后,他将碗塞回多铎手中:“给福临送去。就说朕不饿。”
    “哥!”
    “送去。”多尔衮的声音低沉而决绝。
    多铎咬着牙,转身一瘸一拐地走了。多尔衮继续望着南面那片雪原,那里是盛京的方向,是他失去的一切所在的方向。他忽然想起被俘的谭泰,想起战死的阿济格,想起那些在盛京、在北京城下倒下的八旗子弟。那些面孔一张张浮现在眼前,又被风雪吹散。
    身后传来踏雪的脚步声,是洪承畴。这位六旬老臣披着一件破旧的棉袍,须发皆白,眼窝深陷,但走起路来依然挺直腰板。他走到多尔衮身后,没有行礼,只是平静地禀报:“又有七十几人趁夜跑了。大多是蒙古人和汉军。剩下的八旗子弟也在偷偷议论——有人说,与其冻饿而死,不如下山投降。”
    多尔衮没有转身。沉默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沙哑:“亨九,你降过一回。那滋味,是什么样的?”
    洪承畴沉默了更久。雪落在他花白的须发上,他也一动不动。“臣降清,是因为皇太极陛下对臣有知遇之恩。松山城破,臣本该以死殉国。但皇太极陛下对臣说——死很容易,活着做点事才难。臣信了这句话,所以活了这些年。如今想来,那也许只是臣给自己找的借口。降就是降,无论什么理由,脊梁骨先断了。臣这一生,前半生为大明守边疆,后半生为大清治天下。到头来,不知道哪一段是对的,哪一段是错的。但臣不后悔——后悔没有用。人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往前走,走到哪里算哪里。”
    多尔衮缓缓转过身。他看着洪承畴,目光中没有往日的威严,只有疲惫和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你说得对。后悔没有用。朕不后悔入关,也不后悔与朱炎争天下。成王败寇,输了就是输了。但朕不能看着福临冻死在这山头上。他是皇兄唯一的血脉,是大清最后的火种。朕可以死,多铎可以死,所有人都可以死。但他不能死。”
    洪承畴似乎听出了什么,声音发颤:“摄政王,您的意思是——”
    “朕的意思是——降。”多尔衮吐出这个字时,浑身像被抽去了所有力气,声音却异常平静,“但只降朕一人。多铎带着福临,翻过长白山,去宁古塔。朱炎要的是朕的命。朕给他。他若真有你说的那般胸襟,便该放过一个六岁的孩子。”
    “摄政王。”洪承畴忽然跪在雪地里,老泪纵横,“臣跟了您这些年,从没求过什么。今天臣求您——让臣陪您一起下山。臣这把老骨头,不怕挨骂,不怕背骂名。到了朱炎面前,臣替您说——您杀过汉人,也救过汉人。您有罪,但罪不至死。若他一定要杀一个姓爱新觉罗的来祭旗,便让臣替您死。”
    多尔衮看着跪在雪地里的老臣,眼眶终于泛红。他弯腰将洪承畴扶起:“不必了。朕造的孽,朕自己担。你帮朕做最后一件事——替朕写一封信,给杨震。就说,朕愿降。条件是,放福临和多铎一条生路。他们去宁古塔,永不南返。若朱炎答应,朕便下山。若朱炎不答应,朕便死在这山上,他永远也抓不着活的。”
    九月廿一,盛京。
    杨震收到洪承畴代笔的多尔衮降书时,盛京城中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轨道车站。他读完信,沉默了很久。帐中只有吴三桂和周文柏二人,他把信递给两人轮流看了一遍。
    吴三桂看完信,神色复杂。他与多尔衮相识多年,从盟友到仇敌,从仇敌再到此刻——一个穷途末路的枭雄乞求用自己的一条命换取侄儿和弟弟的活路。他开口时声音有些艰涩:“督帅,若论私人恩怨,多尔衮曾是我主,我恨他。但若论天下大势,他已穷途末路,杀不杀他,意义不大。他提的条件不算苛刻——福临才六岁,翻不起浪;多铎伤重,也活不了几年。放他们去宁古塔,让他们在极北的荒野里自生自灭,也许比一刀杀了更仁慈。”
    周文柏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若能不战而屈多尔衮,辽东的仗便彻底结束了。剩下的零星残敌,招降即可。这比派兵进山围剿划算得多。只是此事必须禀报豫国公——多尔衮是清廷之首,他的生死,只有国公能定。”
    杨震在帐中踱步,来回走了几圈后停住:“本督的意思是接受投降。但这事确实必须豫国公点头。拟一份急报,用轨道车送往北京。同时派人与赫图阿拉保持联络,告诉多尔衮——在我军大营中等结果,给他送些粮草去,别让他饿死了。一个活着的多尔衮,比一个死了的多尔衮有价值。”
    九月廿五,急报送抵北京。
    朱炎在乾清宫偏殿读完杨震的急报,没有立刻表态。他传召在京的重臣——徐光启、周文柏、王瑾,以及恰好从南京赶来汇报咨议局进展的李岩,一同商议。
    徐光启看完急报,第一个开口:“多尔衮降,辽东平。这是好事。至于条件——放福临和多铎去宁古塔,老朽以为可以接受。宁古塔远在黑龙江以北,冰天雪地,人口稀薄。一个六岁的孩子和一个伤重的将军,到了那里也翻不起浪。三五年后,朝廷的轨道若是铺到黑龙江,他们自然会变成大明的编户齐民。这是最省事的办法。”
    王瑾从财政角度算了一笔账:“辽东战事若能在入冬前彻底结束,今冬的军费便可节省至少三成。盛京围城已经耗费了大量粮草弹药,若是再派兵进山围剿赫图阿拉,耗费糜巨。从财政上看,接受投降是最划算的。”
    李岩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朱炎。他知道,决定权在豫国公手中,而豫国公的考量一定不只在军事和财政上。
    朱炎沉默良久。殿中安静得能听见炭火轻微的噼啪声。他想起多年前,自己从一个小小的信阳知州起步,那时天下还是朱家的天下,清军还在关外虎视眈眈。他也想起自己曾在史书中读到过,在另一个时空中,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后颁布剃发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汉人血流成河。但在这个时空,那些事都没有发生。在这个时空,清军入关不到两年便被逐出北京,剃发令只推行了数月便被废除。这个时空的多尔衮,手上当然有血,但远没有另一个时空中那么多。
    历史已经改变了。被改变的不只是大明的命运,还有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他应该用一个旧时代的复仇逻辑去处置多尔衮,还是用一个新时代的法治逻辑来对待这个败军之将?
    “拟旨。”朱炎终于开口,“准杨震所请,接受多尔衮投降。条件如下:一、多尔衮本人降后押送北京,交有司议处,保其性命,但需终身软禁。二、多铎及福临,许其北迁宁古塔,朝廷划给土地,编入户籍,永不南返。三、赫图阿拉所有降兵降将,缴械后编入辽东屯田卫所,与汉民一体纳粮当差。四、多尔衮以降王之礼入京,但大清国号即行废除,不再存在于天地之间。”
    写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又道:“再加一条——赫图阿拉城中,有一老臣洪承畴,命其随多尔衮一同入京。他降过一回清,又替多尔衮写了降书,也算给大明做了点事。到了北京,朕要见他。”
    十月初八,赫图阿拉。
    大雪封山已逾半月,天地间一片惨白。多尔衮在山岗上等来了杨震的回信。信上只有短短几行字,盖着大明豫国公的印信。他逐字逐句地读完,将信折好放入怀中,转身对身后的洪承畴和多铎道:“朱炎答应了。福临去宁古塔,永不复南。你我——下山。”
    多铎猛然跪下,抱住多尔衮的腿,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终于哭出声来,哭声在风雪中传出很远:“哥!你不能去!你去了,他一定会杀了你祭旗!让我去——让我去替死!你带着福临走,翻过长白山,去黑龙江,去更北的地方——只要你们还在,大清就没有亡!”
    “够了。”多尔衮的语气出奇的平静,他弯腰将多铎扶起,双手紧紧握住弟弟的肩膀,直视着他的眼睛,“听我说。我下山之后,你就是福临的摄政。你要带着他翻过长白山,去宁古塔。到了那里,不要再想着复国,不要想着打回来。让福临做一个普通的孩子,读书,骑马,长大。不要再让他背负我们这代人的仇恨——这仇恨已经毁掉了太多人。告诉他,他的伯父多尔衮不是一个好人,但也不是一个懦夫。告诉他,他的伯父用自己的命换了他的命。你要活下去——不是为大清,是为爱新觉罗的血脉。活下去,比什么都强。”
    他松开手,转向洪承畴:“亨九,这些年辛苦你了。到了北京,你便不再是清臣了。朱炎既然要见你,想必不会为难你。你满腹经纶,若有施展的机会,便好好施展。不必再提过去,向前看。”
    洪承畴老泪纵横,跪地叩首,一句话也说不出。
    十月初十,多尔衮只带了两名侍卫,徒步走下赫图阿拉的山路。他没有穿王袍,只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衣,头发已经散乱,胡须也未曾打理。他走过积雪的山道,走过冰封的溪流,走过那片他曾与兄长并肩驰骋过的白桦林。
    在山脚下,杨震派来的迎接队伍已经在等候。领队的是韩大忠,见到多尔衮的那一刻,这位曾经的清将单膝跪地,行了军礼。多尔衮看了他一眼,认出他是曾在自己麾下效力的汉军将领,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瞬,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便上了那辆铺着厚毡的马车。
    马车向南驶去。多尔衮掀开车帘,最后望了一眼身后的赫图阿拉。那座破城在风雪中渐渐模糊,终于消失在天际。他没有再回头。
    十月十八,盛京。
    多尔衮被安置在盛京城中一处独门小院中,有专人看守,但饮食起居照顾周全。杨震来见了他一面,两个昔日的死敌隔着一张木桌对坐。桌上放着一壶热茶,两碟点心,没有人说话。
    良久,多尔衮先开了口。他问了杨震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问题:“轨道车——那天进城时我看到了。那个喷着白烟的铁家伙,能跑多快?”
    杨震微微一怔,随即回答:“一个时辰三十里。比快马稍慢,但它不累,可以日夜不停。”
    “日夜不停……”多尔衮喃喃重复,忽然笑了一声,笑容中满是苦涩,“你们有这东西,我们输得不冤。粮草能从锦州一路运到盛京,不用牛马,不用民夫,大雪封路也挡不住。这样的仗,怎么打得赢?”
    他端起茶杯,又问:“这是朱炎做的?”
    “是豫国公的格物院做的。”杨震道,“豫国公常说,打仗打的是后勤。后勤靠的是技术。技术日新,则国力日强。”
    多尔衮喝了一口茶,沉默片刻,忽然道:“我想见一见造这东西的人。就聊几句。”
    杨震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起身离去。半个时辰后,宋应星被带到了小院中。这位格物院副院正刚从轨道工地赶来,身上还沾着煤灰和木屑。他有些局促地坐在多尔衮对面,不知该如何称呼这位昔日的清廷摄政王。
    多尔衮倒是很坦然。他问了宋应星很多问题——蒸汽机是什么原理,轨道能铺多远,煤从哪里来,铁轨能不能用在戈壁滩上。宋应星一一作答,渐渐放松下来。
    谈话最后,多尔衮忽然问了一句:“这东西,能铺到宁古塔吗?”
    宋应星怔住了,他看向杨震,杨震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能。”宋应星认真地说,“只要有煤,有铁,有木材,轨道可以铺到任何地方。黑龙江,漠北,西域——技术上都不是问题。只是需要时间,需要银子,需要人。”
    多尔衮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记住了。“若能铺到宁古塔,福临便不用一辈子困在那个苦寒之地。他若是坐了轨道车回来,也许不会恨你们。我这一生做了很多错事。但若轨道能铺到宁古塔,也许那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也算是我替他积了一点德。”
    他站起身,朝宋应星郑重地拱了拱手。宋应星连忙回礼,心中五味杂陈。他走出小院时,对杨震低声说了一句:“督帅,这人,是个枭雄。若生在太平年月,说不定也是个能做事的人。”
    十一月初,北京。
    多尔衮被押送至北京的消息传来时,朱炎正在主持一场特殊的会议——各省咨议局代表联席会议。这是咨议局制度设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代表集会。江南七省加上川陕共选派了九十余名代表,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开了半个月的会,议题是《大明宪法纲要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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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草案是朱炎与李岩、徐光启、周文柏等人反复磋商后拟定的,共七章。第一章规定皇帝与议会的权力划分,第二章规定官员选拔与考核制度,第三章规定司法独立原则,第四章规定税制法定原则,第五章规定言论出版自由,第六章规定海疆拓殖方略,第七章规定修宪程序。每一条都经过反复斟酌,力求用明代的典章语言表述现代的法治理念。
    争议最大的自然是第一章——皇帝与议会的关系。有代表主张皇帝仍应保有最终决策权,有代表则主张议会应对皇权有更大的制约力。朱炎坐在首席,安静地听着各方的争论,直到争论持续了两天两夜、双方都已精疲力竭时,他才缓缓起身,走到会场中央。
    他没有长篇大论,只是说了两句话。“诸位,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目睹了崇祯皇帝如何勤勉却无力回天。我们也亲眼目睹了清廷如何以苛政失尽人心。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约束的皇权,无论坐在上面的是明君还是昏君,都是危险的。我们要给皇帝戴上冠冕,也要给权力戴上缰绳。宪法便是那条缰绳——不是捆住皇帝的手脚,而是让皇帝的手脚只能用来做对天下有益的事。”
    会场沉默了很久。最终,关于第一章的表决以七十票赞成、十六票反对、四票弃权获得通过。随后几天里,其余各章也逐一通过。当最后一章表决完毕时,李岩在会议记录上郑重写下:“泰兴元年,十一月初五,《大明宪法纲要》由各省咨议局代表联席会议表决通过,自即日起生效,永为大明基本法。”
    “泰兴”是预定中的新年号,桂王登基后将改元泰兴。宪法通过的时间被记录为“泰兴元年”,意味着它已经是新时代的产物了。这个细节,李岩做得很用心。
    十一月初八,多尔衮被押入北京。
    朱炎没有在紫禁城接见他,而是选在了北京城中一处不起眼的四合院。没有仪仗,没有文武百官,只有周文柏一人随侍在侧。院中摆了两把椅子,中间一张小几,几上放着一壶茶。
    多尔衮被带入时,朱炎正坐在椅子上看着案卷。他抬起头,两人四目相对——这是大明实际掌控者与清廷覆灭者的第一次见面。多尔衮瘦了许多,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但那副骨架中还残留着昔日枭雄的轮廓。他没有下跪,只是站在那里,平静地看着朱炎。
    朱炎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说了一个字:“坐。”
    多尔衮坐下。周文柏斟了两杯茶,然后退到一旁,院中只剩下两人。沉默持续了很久,最终是多尔衮先开了口。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朱炎放下手中的案卷,看着他:“你想我怎么处置你?”
    多尔衮没有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缓缓道:“若换了是我抓了你,我会杀了你。因为你这样的人活着,便是最大的威胁。”
    “所以你不是我。”朱炎语气平静,“我不杀你。不是不忍心,是没必要。你的王朝已经覆灭,你的军队已经瓦解,你的子民正在被编入我的户籍。杀一个没有威胁的人,不是胜利,是泄愤。我不需要泄愤——我需要的是让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看到,降者可以活,甚至可以活得不错。这对将来还有可能与我为敌的人,是一个信号。”
    多尔衮沉默。他听懂了这个“信号”的含义——朱炎不杀他,不是仁慈,是算计。但这个算计确实比杀了他更高明。一个活着的、被软禁在府邸中的前清摄政王,是朱炎胸襟与自信的最好证明。杀掉他,反而会激起辽东满人的仇恨,让善后变得棘手。让他活着,辽东满人便知道——连他们的王爷都能保住性命,他们自己更不会有事。
    “那个造蒸汽机的人,我见了。”多尔衮忽然换了话题,“他跟我说,轨道可以铺到宁古塔。”
    朱炎点头:“没错。十年之内,辽东轨道将贯通吉林、黑龙江,直抵外兴安岭。届时宁古塔不再是绝域,福临若是愿意,可以坐着轨道车回盛京看看。当然——前提是他安分守己,不再生事。”
    多尔衮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些什么,最终只化作了两个字:“多谢。”这两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比千斤还重。
    朱炎没有回应这个谢字。他站起身,走到院中的一棵老槐树下:“我曾在书上读到过一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些年的战乱,不论是明军、清军、还是流寇,最苦的都是百姓。现在仗打完了,该让百姓喘口气了。我不会为难你。朝廷会在北京拨一处宅子给你,衣食无忧,但不能出府门一步。你可以读书,可以写字,可以看着窗外的世界慢慢变好。”
    多尔衮也站起身,望着朱炎的背影。他忽然问了一个在心中埋藏已久的问题:“你究竟想要什么?你不是朱家子孙,却替朱家收复了天下。你不想当皇帝,却握着天下最大的权力。你到底想要什么?”
    朱炎转过身,看着多尔衮。这个问题,他在无数个深夜里问过自己。他答得很慢,但很坚定。“我要的不是龙椅。我要的是规矩——一套让后来者都可以遵循的规矩。我要让这片土地,不再因为一个人的英明而兴盛,也不再因为一个人的昏庸而衰败。我要让权力的更替有章可循,让天下人不用再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这些话说给你听,你未必懂。但一百年后,会有人懂的。”
    多尔衮沉默。他也许真的不懂,也许懂了一点。但这都不重要了。他是旧时代的尾声,而朱炎是新时代的开篇。旧时代的尾声,没有资格评判新时代的开篇。他拱了拱手,算是道别。朱炎微微颔首,周文柏便引着多尔衮出了院门。门外,一辆马车已在等候,将载着他去往后半生再也不会离开的那座宅邸。
    马车远去后,周文柏回到院中,见朱炎仍站在老槐树下。他轻声禀报:“国公,洪承畴还在宫门外候着。您见还是不见?”
    “让他进来。”
    洪承畴蹒跚着走进院中,一进门便跪了下来。他将额头触在冰冷的青砖地面上,良久没有抬起。朱炎看着他,这个在史书上留下千古骂名的降臣,此刻跪在那里,像一株被风雪摧折的老树。
    “起来说话。”朱炎的语气比刚才见多尔衮时温和了几分。
    洪承畴起身,嘴唇翕动,千言万语堵在喉间,最终只化成了一句:“罪臣洪承畴,叩见豫国公。”
    朱炎示意他坐下,亲自斟了一杯茶推过去。洪承畴受宠若惊,双手捧起茶杯,却不敢喝。“洪先生,你的名字,我少年时便听说过。松山一役,你被围数月,援尽粮绝,城破被俘。那时朝野上下都说你殉国了,崇祯皇帝还辍朝致哀。后来听说你降了清,天下人骂你贪生怕死。我今天只想问你一句——当时为什么不殉国?”
    洪承畴手一颤,茶水溅出几滴。他沉默了很久,开口时声音沙哑而苍老:“罪臣……罪臣也想殉国。被俘之后,罪臣绝食七日,只求一死。但皇太极每日亲自来劝,不是威逼,是……以礼相待,他说,死很容易,活着做点事才难。他说,大明已是日落西山,党争内耗,民不聊生。你满腹经纶,死在松山不过多一具枯骨,活着却能为天下苍生多做一分事。罪臣……罪臣信了他的话。后来罪臣帮大清定官制、立典章、抚流民、劝农桑,罪臣以为这样做是在为百姓做事,便对得起良心。可是后来剃发令下,圈地令下,逃人法下,罪臣劝了多少次,多尔衮不听。罪臣这才明白——罪臣不过是清廷的一块遮羞布。用完了,便不再需要了。罪臣这一生,对不住大明,对不住崇祯皇帝,对不住天下人。罪臣不敢求活,只求一死。”
    说罢,他又跪了下去。
    朱炎听完,没有立即开口。他站起身,走到洪承畴面前,亲手将他扶起。这个动作让洪承畴浑身一颤,抬起头来,满脸是泪。朱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杀你。”第二句话是:“但我也不会轻易放过你——你的才学,你的经验,你对辽东的熟悉,不能埋没在一杯毒酒或一把刀下。辽东新定,需设巡抚,需建卫所,需安抚流民,需教化百姓。这些事,你愿不愿意去做?不是以朝廷命官的身份——你的罪名还在,朝廷不会给你官职。是以‘顾问’的身份,去辽东,替朝廷出谋划策。做得好,功过相抵。做不好,数罪并罚。你愿意吗?”
    洪承畴浑身一震,再次跪倒,这一次是以额触地,久久不起。“罪臣……愿往!罪臣愿将余生,献给辽东,献给朝廷,献给这片土地上的百姓。罪臣不敢求功,只求赎罪于万一。”
    朱炎微微点头。他转身对周文柏道:“拟一份文书。洪承畴以‘辽东善后顾问’名义随杨震办理辽东民政,没有品级,没有俸禄,但享有人身保护和工作所需的一切资源。其去留赏罚,由杨震视其表现而定。”
    就这样,辽东的善后班底又多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朱炎看着洪承畴蹒跚离去的背影,忽然想起了什么,又叫住了他。“洪先生,还有一件事。你在清廷多年,熟悉满文档案。朝廷需要一份完整的清廷内务府档案目录——包括辽东的土地册、户籍册、牛录编制、各旗分布。这件事交给你来做。”洪承畴深深一揖:“罪臣领命。”
    十一月十五,南京。《大明宪法纲要》全文在《寰宇时报》头版刊出,同时译成蒙文、回文,发往塞外;译成满文,发往辽东;译成朝鲜文、日文,发往海东诸国。报纸一出,南京纸贵,加印三次仍然供不应求。茶馆里、学堂里、衙门里,人人都在议论这部前所未闻的“根本大法”。
    有人拍案叫好,说这是“立万世太平之基”;有人忧心忡忡,说这是“以夷变夏,乱了祖宗法度”;更多的人则是一知半解,只记住了“皇帝也要守法”这一条,便觉得新奇无比。与此同时,桂王朱由榔的登基大典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大典定于腊月初一在北京举行,由徐光启担任大典总裁,周文柏负责礼仪文书。按宪法纲要的规定,皇帝登基时需在太庙前宣誓,誓词中有一句是“恪守宪法,永为天下法”。这句誓词是朱炎亲手写的。他要让“宪法”二字,从皇帝登基的第一天起便刻入帝国的基因。
    十一月廿八,郑森水师在台湾海峡与西班牙船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海战。西班牙人试图袭击泉州港,被郑森事先布置在澎湖的警戒船队发现。明军以二十艘战船迎击西班牙的十五艘盖伦船,激战半日,击沉三艘,俘获两艘,其余溃逃。这是明军水师第一次与欧洲海军正面交锋并取得胜利。捷报传至北京,朱炎在塘报上批了六个字:“海疆寸步不让。”同时,朱炎批回了郑森关于荷兰人要求在台湾北部设立补给站的请示,批语只有短短一行:“准,但悬大明旗,派监理官。海疆寸步不让。”这行字传到厦门时,郑森正在检阅新下水的主力舰。他看着那行批语,微微一笑——豫国公从来不会让人失望,但也从来不会让人越界。
    腊月初一,北京。
    紫禁城太庙,桂王朱由榔的登基大典隆重举行。朱由榔身着明黄龙袍,头戴十二旒冕冠,在礼乐声中步入太庙。徐光启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宣读即位诏书,诏书中有一段专门提到了《大明宪法纲要》,并宣布新年号为“泰兴”,以明年为泰兴元年,寓意“否极泰来,华夏复兴”。
    朱由榔跪在列祖列宗的神位前,手按《大明宪法纲要》,一字一句地念出那句誓词:“朕朱由榔,谨告列祖列宗:自今而后,朕与天下人共守此宪法。皇权有限,法度为公。朕若有违,天下共弃之。”
    太庙外,朱炎站在文武百官之首,听着庙中传来的誓言。他身后是杨震、吴三桂、郑森、万元吉、李定国——这些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将领;是徐光启、周文柏、王瑾、李岩、宋应星——这些在新政中挑起大梁的文臣。他们从信阳起家,从江南崛起,从北京光复,从辽东凯旋,走过了十七年的漫长道路。今天,他们终于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泰兴元年开始了。
    这一年,大明收复了除宁古塔以外的全部辽东失地。这一年,大明的第一条蒸汽轨道在辽东贯通,第一条跨省轨道——京张线——开始勘测。这一年,咨议局在十二个省完成了建制,南洋经略府在吕宋设立,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南京条约》正式换约。
    也是在这一年春天,一封来自宁古塔的信辗转数千里,送到了北京多尔衮的府邸。信是多铎写的,只有寥寥几行字——说福临病了,发高烧,山里的土郎中束手无策。问京中能不能派个太医去。多尔衮拿着信,在窗前坐了整整一下午。傍晚时,他让人把信送去了豫国公府。
    三天后,朱炎批了三个字:“遣太医。”太医院派了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太医,带着药材和医疗器械,随轨道车到盛京,再换马车去宁古塔。朱炎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只是在批完那份公文后,独自走到乾清宫外的庭院中,站了许久。他不喜欢多尔衮,但福临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一个六岁的孩子,不应该为大人的恩怨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他自己立下的规矩——宪法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满汉,无论贫富,无论是否姓爱新觉罗。规矩既立,便要遵守。哪怕是对敌人。
    泰兴元年,春。赫图阿拉的积雪开始融化,辽河上的冰层裂开缝隙,黑色的土地从白雪下露出脸庞,等待着第一粒种子的播下。多尔衮在北京城中的小院里翻了几页书,又放下,走到窗边推开窗,外面是北京的春天。柳树已经吐绿,燕子正在筑巢,胡同里传来孩童的嬉笑声。他闭上眼睛,耳边似乎又响起了辽河平原上呼啸的风声,和八旗铁骑踏过草原时震天的马蹄声。那些声音越来越远,终于消失在春天的风里。
    而在盛京以北六百里外的宁古塔,多铎抱着退烧后沉沉入睡的福临,望着南面那片茫茫山林。他知道,有生之年再也回不去那片白山黑水间的故乡了。但他也隐约感觉到——这片山林之外,正有一种新的力量在生长,像春天的草芽,从冻土中倔强地钻出来,不可阻挡。他不知道那力量是什么,只知道它的名字——或许叫“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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