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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6章年号(第1/2页)
当高殷跨入宣德殿时，那些兵器都停留在正殿的下方，只有赤手空拳的大臣们随侍左右。
无所不能的错觉笼罩在他身上，即便知道只是假象，但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如果他是自立开国，那么年号可以马上改，不过他是继承皇位，所以等到明年正月再正式改元也不迟，年号在那之前拟定好了就可以。这点与日本不同，日本是继位次日开始改元。
新的年号已经确定，取《易经》中“大哉乾元”、“大明终始”各一字，合为“乾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乾既可以指乾卦，也可以指天地和日月，明则有多种好含义，合起来便是天地清朗的意思。
对高殷而言，还存在一些有趣的联想：作为鲜卑之国的汉人君主，他的目标是将大齐打造为接续星汉、超越隋唐，成为这数百年的民族烙印，在功业上成为明朝，在个人统治上成为乾隆。
明朝的乾隆，是为乾明帝。
现在的高殷，既是天子，也是皇帝。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天子“以爵事天”，代表神权，皇帝“以号臣下”，代表世俗权力，因此御玺才分为两种。
虽然得到了传国玉玺，但正式的场合多数还是使用皇帝行玺和信玺，玉玺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
在东堂，更换上天子的白珠十二旒平冕、十二图黑红衮服，随后来到正殿，这里站满了忠诚于他的侍卫，杨愔、斛律金，各自率领着六品以上的文武百官进入宣德殿，六品以下，则在殿外脱靴侍候。
庄重肃穆的氛围笼罩着整座宫殿，即使是最受不了汉儒小儿的贺拔仁，也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心思，连在心里对新君腹诽都不敢。
高殷端坐于皇位之上，辅政的杨愔等人正要上前侍奉，但是被高殷一个动作给推了回去，杨愔等人悻悻然站在原地，只是出列，比百官高出几个几步——杨愔、高德政原本就是文官之首，有这个地位很正常，不过郑颐、燕子献几人就是因为遗诏辅政而连带着升天了。
高殷又向斛律金、段韶两人招手，斛律金试探着，走到和杨愔并行的位置，高殷才微微点头。
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这个举动意味何事，就交给众臣自己解读了。
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大齐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讨论，总结先君的统治经验，而其中，又以为先君上庙号、谥号为第一项工作。
古人除了祭拜天地、山河概念的神灵外，还崇拜着逝去的先祖，会对他们进行祭祀，寄托情感上的哀思，同时也是在强调自己现实地位的来源，继而产生了宗庙制度：夏称世室，殷商称重屋，周称明堂，秦汉称太庙，供奉着每代先祖。
但几百年下来，先祖一大串，肯定不能全部祭拜，因此就只能把往上四代以上的先祖给移出去了，只祭拜和现在的后代联系较深的近几代先祖。
但其中有一些祖先实在是功劳太大，不能忽视，于是就要留下他们，世世代代念诵他们的恩情；同时后辈不能称呼祖先的大名，又要对各个不同的先祖加以区分，于是就要给他们上尊称，也就是庙号。
最开始，庙号只有三种：“太”、“高”、“中”，分别对应创业者、功高者、中兴者，庙号是对他们的作为的肯定，以表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
商朝灭亡后，周朝的姬旦与吕尚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地位，夺取商朝的礼法与话语权，于是将庙号废弃不用，创制谥法。
此时的谥号制度对比庙号，的确有着拓展性与优越性，开始用更多的字作为谥号，不仅能将祖先分得更加清晰，同时还能对祖先的生前作为进行评定，给予或褒或贬的评价，如周武王，齐桓公。
谥号一直持续到秦朝一统，始皇帝嬴政不喜欢这一套，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将谥号废除，到后来西汉，才因为需要，恢复了谥号与庙号的使用。
至此，两个制度死灰复燃，交融合并，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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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则是国家用来纪录年份的一种名号，往往也是时运变化的标志。
在汉朝以前没有年号，史书以君主在位的时间来统计，君主登极那一年称作元年。
“元”这个字，本义是人头，是人体最突出与重要的头部，继而引申为第一、开始之意，元月、元年、元旦，取的都是这个意思。
到了汉朝，汉帝想要维护汉朝的统治，同时也是根据现实的需要，重新捡起了商、周的庙、谥之法，以证明自己是继承了前代的天命新王朝；
但新王朝，就也要有新气象。汉帝要证明自己和前代君王不一样，同时也是为了强化控制，将历法推行到全国各地，表示所有土地都掌握在中央朝廷手中，随着皇帝的历法而变更，意味着时局在汉中央的控制下。
于是从汉文帝开始，就在纪年上开始巧思：文帝以十六年为一个阶段，第十七年改称作后元年，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观念，这样的举动是除旧布新，能够让汉家天下与民更始，重获新生：就像“芳龄十六”，听起来也不大，但“年方二八”，总归是更年轻。
汉代诸侯王们的历法，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再也不会出现“吴王二年”、“淮南王三年”这样的事情，这也是七国之乱后汉朝廷威权势涨，地方诸侯无力抵抗的一个侧面。
之后到了汉武帝时期，改变的基础已经铺就，只需要一个契机，就会开始创新。
汉文帝是十六年一隔，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前中后三元，共计五十四年，绝大部分君王在位时间都够用了，哪怕是小猪这个皇帝同行里在位时间第三长的主，也刚好是五十四年的在位时间，完美符合这个框架。
但刘小猪这个人比他父祖都急功近利得多，他是六年改一次，每六年就是一元，如此也就不能使用前中后了，而是用一二三四这样的纪年法。
时间久了，大家都觉得这样没有什么神圣性，于是某些部门就提出，一二三四太没劲儿了，咱们要不采用某些天瑞，搞个彩头吧，这样算是喜上加喜。
小猪同意了，刚好他第十九年率众打猎，抓到一只稀有的独角兽白麟，这被看作是祥瑞之物，值得纪念，于是四元元年变成了“元狩元年”，又相应的创造了“建元”、“元光”、“元朔”等年号，取代前面的一元二元三元，年号也有追封了属于是。
之后刘小猪就跟疯了一样，从六年一元又变成了四年一元，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同时也不以元为名了，改为“太初”、“天汉”等体现汉朝皇家特殊地位的字样。
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极大地强化了皇帝唯我独尊的地位。
春秋时期，各国用自家君主的在位年数来纪年，到汉初同样如此，于是汉帝与各诸侯王，就出现了在礼法上的隔阂，颇有些对抗的意思，不能体现出大汉皇帝的威严，等这几代汉帝的威望衰败，迟早要重演周朝的旧事。
但使用年号以后，汉家天子有纪年而诸侯王没有，使汉皇的权威凌驾于各路诸侯之上，有利于强化和巩固朝廷的统治，就此成为了皇帝神圣统治的权威象征之一。
此后的年号，就被皇帝们赋予了自己的政治期望和隐秘的政治信号，例如李隆基在公元714年改元“开元”，为什么？
因为他在前一年干掉了太平公主，从武则天篡位到先天二年，一直存在着寄生在李氏身上、掌握实权的“李武集团”，太平公主则是这个李武集团最后一个领袖。
当李隆基消灭武氏余孽，李武集团彻底覆灭后，就意味着光复了李家天下，保证了李氏皇权的血液里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武家纽带，因此才改元“开元”，大唐除旧布新，从此迈向新纪元！
商人的庙号、周人的谥号、汉人的年号，囊括了时间与空间，一同构成了宗法秩序，打造出一套完整的政治规训逻辑，为后世继承人的权力来源进行背书，成为千年以来中国的精神符号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