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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台湾的“苦”与“真”一(第1/2页)
台湾，台北，西门町豪华戏院。
《甜蜜蜜》的巨幅海报，贴在最显眼的位置。
——不是香港版林青霞的侧脸特写，而是台湾特别版：
李翘在东京中华餐馆，吃云吞面的剧照，配着两行字：
“一碗给故乡，一碗给他乡。
所有离乡的人，都在吃两碗面。”
海报右下角一行娟秀小字：“琼瑶倾情推荐：这不是你熟悉的爱情，但这是爱情真实的样子。”
晚上七点半，首映场。
观众席里坐着的可不只是影迷。
——文艺界的作家，捏着笔记本。
报纸副刊主编，架着金边眼镜。
大学中文系教授，带着学生。
还有几个穿中山装、神色肃穆的文化局官员。
像一排整齐的图钉，钉在第五排正中央。
他们是来“把关”的。
灯光暗下时，坐在第三排的琼瑶，轻轻握紧了身旁平鑫涛的手。
这位以编织梦幻爱情闻名全岛的女作家，此刻手心竟有些湿。
她悄悄对丈夫耳语：“要是他们中途离场……”
平鑫涛拍拍她的手背：“你的眼光，不会错。”
银幕亮起。
第一个镜头，就抓住了所有台湾观众。
——雨夜的香港码头，李翘背着帆布包走下渡轮。
帆布包上“上海”二字，被雨水洇得模糊。
那种初到陌生地的茫然眼神，台湾人太懂了。
“跟我阿母1949年从上海，来基隆港时一模一样。”
后排一位老先生，轻声对老伴说。
声音像从岁月深处，打捞上来的瓷器，带着细微裂痕。
观众们熟悉的林青霞，本该美兮俏兮。
可这部电影，偏偏刻意遮掩她的美：
深色粗布衣、头发随意扎起、素颜到能看见鼻尖的细小雀斑。
于是观众一边心怀好奇，一边悄悄议论：
“林青霞这是……自毁形象？”
“你懂什么，这才叫演技。”
当放到李翘，在深水埗笼屋，就着昏黄灯光数皱巴巴的港币时。
——那张十元钞票边缘，已经磨损得起了毛边。
——戏院里开始响起，第一波抽泣声。
琼瑶侧目观察。
哭得最厉害的不是年轻人，而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他们经历过真正的颠沛流离，懂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滋味。
一位穿旗袍的女士，用手帕捂住嘴，肩膀轻轻颤抖。
她丈夫默默递过自己的手帕，两人手指相触时。
却都愣了一下。
——那触碰里，有多少年不曾有过的温柔。
电影进行到一小时，高潮来了。
——李翘和黎小军，在东京中华餐馆后巷第一次接吻。
没有唯美的月光，只有潮湿的墙壁和垃圾桶散发的酸腐气；
不是甜蜜浪漫的吻，而是带着眼泪和desperation的撕咬般的吻。
吻完，黎小军说：“我们这种人，配拥有爱情吗？”
全场寂静。
然后有个女人，突然放声大哭。
——不是啜泣，是崩溃式的嚎啕。
像憋了三十年的堤坝，一朝决口。
灯光师吓得差点要把灯打开，戏院经理在控制室，按住他的手。
“让她哭。这电影……就是让人哭的。”
琼瑶的眼泪，也在静静流淌。
她想起自己小说里，那些在薰衣草花田接吻的男女主角。
突然有些羞愧。
——真正的爱情，哪里需要花前月下？
哪里又都是花前月下？
是在后巷的垃圾桶旁，是两个一无所有的人。
把对方，当成全世界唯一的热源。
最后，云吞面那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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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翘的眼泪，“嗒”一声掉进面汤，涟漪在油花上漾开时。
——整个戏院，哭声连成一片，像潮水漫过沙滩。
台湾人不好别的，最好这口苦情的滋味。
这滋味他们太熟悉了：
1949年的大迁徙；
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
经济起飞前的筚路蓝缕；
……每一代台湾人，都有自己的“两碗面”。
灯光亮起，无人离场。
所有人都坐着，像被抽空了力气，又像被注入了什么沉重的东西。
琼瑶站起身。
——她今天穿一袭月白色旗袍，鬓边别着珍珠发卡。
——走到戏院前方，转身面对观众。
“各位，”
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却意外地有种安抚人心的力量，“我是琼瑶。这部电影……我推荐得没错。”
观众安静如深井。
“我们台湾人，喜欢看苦情戏。”
琼瑶继续说，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脸，“但我们喜欢的‘苦’，不是为苦而苦，是苦里有光。李翘的苦里有光——那光叫‘活下去’。而活下去的力量，就像石缝里的小草，你踩它、压它、以为它死了，一场雨过后，它又绿给你看。”
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这部电影今天能在台湾上映，要感谢很多人。也要感谢……所有经历过离别，却还在认真活着的台湾人。”
掌声响起。
缓慢，沉重，真诚，像远方的雷声滚过山谷。
穿中山装的陈处长，走到琼瑶身边。
压低声音：“琼瑶女士，这片子……会不会太‘灰暗’了？上面希望文艺作品能鼓舞人心。”琼瑶看着他。
——这位官员约莫五十岁，鬓角已白，手指上有长期握笔留下的茧。
“陈处长，”
她声音很轻，“您母亲是哪年来的台湾？”
官员愣住：“1949年。”
“她哭过吗？”
“……哭过。躲在船舱里，捂着脸哭。”
“那她停止生活了吗？”
官员沉默，然后摇头：“没有。她在基隆码头摆摊卖豆浆，养活我们兄妹四人。”
“这就是了。”
琼瑶轻声说，像在说一个秘密，“哭过，但继续生活。这不是灰暗，这是勇气——是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敢把脚踏进泥泞里的勇气。”
陈处长怔怔地看着她，许久，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时，脚步竟有些踉跄。
台湾醒了。
是被《甜蜜蜜》吵醒的。
街头巷尾，话题全是这部电影。
槟榔摊前，西施边包槟榔边跟客人聊。
槟榔叶，在她指尖翻飞如绿蝴蝶：“昨晚看了没？哭死我呀！阿伯我和你说，我阿嬷从山东来时，船上没水喝，舀海水煮粥，咸得咽不下，就和电影里一模一样！”
客人是货运司机，咬着槟榔含糊说：“我老爸也是。看了回来坐在藤椅上发呆，突然说想起1949年在基隆港等船，等三天等不到我妈……后来才知道，我妈在上海码头也等了三天。”
两人沉默，只有槟榔刀切叶的沙沙声。
大学教室里，中文系教授把电影当教材。
“注意这场戏的镜头语言——”
他在黑板上画分镜，“李翘数钱时的手，特写。导演故意让灯光从侧面打，照出手上的茧、指甲缝的污渍。那手上的茧是什么？是历史！是迁徙史、经济史、庶民史！”
学生埋头疾书，有个女生写着写着。
一滴泪落在笔记本上，洇开了“历史”二字。
电台点播榜，邓丽君的《甜蜜蜜》，空降冠军。
DJ在节目里说：“接到好多电话，都说要点给‘在远方的亲人’。有个老太太，九十岁了，打电话来说，要点给她在大陆的姐姐——1949年分开时说，‘明年清明回家扫墓’，迄今没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