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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第102章评估手记(第1/2页)
阿尔伯特·冯·施特劳斯博士在他六十七年的人生中，评估过一百一十三家全球顶尖科技企业的数据伦理体系，撰写过四十七份具有行业影响力的评估报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走廊里，人们称他为“数字良心的守夜人”。
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
此刻他站在龙胆科技十六楼的“世界文化长廊”尽头，面对着一面被临时改造成作战指挥中心的落地玻璃墙，手里握着一杯已经不冒热气的咖啡，沉默了很久。
这已经是评估小组进驻的第二十五天。
二十五天里，他行使了十九次“叫停权”。每一次，都被满足。
第一次是在第一天的产品讨论会上。他叫停了那项根据用户行为预测兴趣的内容预加载功能。按照他的预想，这家公司应该会像他过去见过的那一百一十三家企业一样——礼貌地点头，然后在他离开后悄悄恢复原状。
但那个叫姚浮萍的技术负责人，在他叫停后的第三小时，就带着一整套修改方案来找他了。
“施特劳斯博士，”姚浮萍把平板推到他面前，没有任何寒暄，“我们重新设计了预加载机制：不再基于单个用户的完整行为轨迹，而是基于同类用户群体的脱敏共性数据。误差率从4.7%上升到6.2%，但隐私暴露风险从**险降至可忽略级别。”
施特劳斯看着那份方案，第一次感到某种久违的意外。
“你们什么时候改的？”
“您叫停之后。”姚浮萍看了眼腕表，“两个小时五十分钟。技术部抽调了七个人，产品部给了四个需求顾问，法务部同步审核合规性。”
“这不符合常规决策流程。”
“是的。”姚浮萍承认，“所以我自己拍板的。如果出了问题，责任我来承担。”
施特劳斯摘下老花镜，用绒布缓缓擦拭。
他想起三年前，在硅谷那家市值万亿美元的巨头公司。他叫停了他们计划在全球推广的“情感识别”广告系统。首席技术官礼貌地感谢他的意见，然后礼貌地送他出门，礼貌地在他离开后的第二周，悄悄启动了系统部署。
后来他才知道，那家公司的“伦理委员会”只是一个公关部门的下设机构，全部预算还不够给法务总监买一辆新车。
“姚女士，”施特劳斯重新戴上眼镜，“我查阅了你在《数据伦理前沿》上发表的论文。你主修的方向是算法效率，不是伦理。”
“所以呢？”
“所以你为什么要花三个小时改一套被叫停的方案？”
姚浮萍沉默了几秒。
“因为，”她说，“我弟弟入行是我带进来的。他第一次独立写的代码里有个死循环漏洞，我骂了他三天。后来他把那段代码贴在自己的工位挡板上，写了张便利贴：‘浮萍姐在此处抓获漏洞一枚，缴获时长三小时’。”
施特劳斯没有说话。
“现在那张便利贴还在。”姚浮萍说，“他工位换了三次，便利贴跟着搬了三次。去年公司扩工位，行政部统一采购新挡板，他专门跑过去嘱咐工人，拆旧挡板的时候要小心，便利贴不能撕破。”
她顿了顿：“施特劳斯博士，我弟弟今年三十二岁，是国内顶尖的加密算法专家。但他工位挡板上贴着的，还是我十五年前骂他的那张便利贴。”
她说完这句话就走了。
施特劳斯在会议室里坐了很久。
这是他的第二十次意外。
第十次意外发生在第十七天。
那天评估小组要求查看“五彩绫镜”系统的完整源代码。这是整个评估过程中最敏感、也最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美国专家甚至提前拟好了拒绝回函，只等对方摇头，就可以在最终报告里写下“关键环节拒绝配合”的结论。
但对方没有摇头。
姚厚朴亲自抱着一台加密笔记本电脑走进会议室，身后跟着法务总监和两名专利工程师。
“源代码在这里。”他把电脑放在桌上，“总代码量约一千两百万行，从第一版原型到昨天凌晨提交的最新补丁，全部在本地离线环境展示。你们可以逐行查阅，可以提问，可以要求解释任何一段逻辑。但不能复制、不能截图、不能带出这个房间。”
日本法律学者推了推眼镜：“姚先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这些代码中的任何核心算法被泄露，龙胆科技将损失数亿美元的专利资产。”
“我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姚厚朴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那台电脑，屏幕幽蓝的光映在他镜片上。
“因为，”他说，“我姐姐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信任不是表演出来的。”
姚厚朴解开电脑锁，推到评估小组面前。
接下来的六个小时，他一言一行地讲解，从十五年前创业初期那个在车库里写成的第一版推荐算法，到去年迭代的第六代隐私保护框架。哪些代码是他姐姐写的，哪些代码是他徒弟写的，哪一段因为优化过度被客户投诉过，哪一行曾经因为他熬夜到凌晨四点而多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缩进错误。
美国专家指着一行注释问：“这个‘//别骂我’是写给谁的？”
姚厚朴沉默了三秒。
“写给我姐的。”他说，“上线前一天我偷偷加了个功能，怕被她发现。”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姚厚朴没有笑。他看着那行十几年前的注释，屏幕的光映在他眼睛里，像很远的地方亮着一盏灯。
“后来，”他说，“我姐上线前审查代码，发现了。”
“她骂你了吗？”
“没有。”姚厚朴顿了顿，“她把那行注释留下了。她说，以后你徒弟看到，就知道你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这是施特劳斯的第二十一次意外。
他见过很多天才。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讲台上，在硅谷实验室的白板前，在剑桥大学那间诞生过十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茶歇室里。
但他很少见到一个人，会把十五年前的注释留着。
——因为他姐姐说，这样后来的人就知道，他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第十五天，施特劳斯第一次行使了他的“旁观权”——不是介入任何决策，只是静静地旁观。
旁观的对象是林晚。
那天的日程是林晚“梳理历史争议事件”的第四次汇报会。前三次她分别汇报了数据泄露事件的完整始末、荆棘科技胁迫的全过程、以及公司内部调查组对她的约谈记录。
施特劳斯旁听过无数企业的“危机公关汇报”。那些汇报通常配得上“精心准备”四个字：幻灯片精美，数据图表严谨，关键词都经过法务部门逐字审核。汇报人西装革履，目光坚定，把每一次危机都讲成“成长的代价”，把每一个错误都转化成“宝贵的经验”。
林晚不一样。
她没有穿正装。一件浅灰色的针织开衫，袖口有点长，遮住了半截手指。她面前没有投影，没有演示文稿，只有一本黑色硬壳笔记本，封皮已经磨损，边角泛白。
汇报开始前，她沉默了很久。
施特劳斯以为她在酝酿情绪。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汇报前深吸一口气，喝水，调整话筒，然后开启“真诚模式”。
但林晚抬起头时，眼眶没有红，声音没有哽咽。她只是很平静地说：
“我每次翻开这个本子，都会想起五年前，我妈住院那阵子。”
她翻开第一页。
那是她的入职登记表复印件。姓名栏“林晚”两个字被黑色水笔划掉，旁边用红笔写着“曾用代号：荆棘科技派遣商业情报人员，2019年3月-2020年8月在职期间执行窃密任务”。
施特劳斯看清那行字，沉默了一瞬。
这不是他熟悉的“危机公关汇报”。这是她把自己的档案，一页一页摊开在所有人面前。
“2019年4月，”林晚翻到第二页，“我入职第十七天，第一次接触到‘星链’项目的用户画像数据库。当时我的上线指令是‘能拿多少拿多少，越快越好’。”
她停顿了一下。
“那天加班到凌晨一点。我从机房出来，胃病犯了，蹲在茶水间找热水。曹辛夷刚好也没走，她给我倒了杯热水，从抽屉里翻出一盒还没拆封的胃药。”
她翻过一页。
“那盒胃药我吃完了，空盒一直留着。”
没有人说话。
会议室里只剩下空调送风的轻微嗡鸣。
“后来，”林晚继续翻着笔记本，“数据泄露事件爆发，公司开始内部调查。姚浮萍把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姚厚朴设了反向追踪的‘蜜罐’。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回出租屋，要把窗帘拉上三遍才敢睡觉。”
她停在一页手写的笔记前。字迹很潦草，有几处被水渍晕开。
“这是我妈住院那阵子写的。”她说，“医院Wi-Fi信号不好，我就在走廊用手机备忘录写，回去誊到这个本子上。写的是……如果东窗事发，我要怎么解释才能让她不被牵连。”
她的声音很平。
“后来没用上。”她翻过那页，“龙胆草发现我家人的情况，派人去保护了。我没法告诉他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保护，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从我第三次加班胃疼、他路过茶水间顺手放下一盒苏打饼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施特劳斯摘下眼镜。
他想起三十五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这个领域的初衷。那时他在慕尼黑大学做访问学者，参加一场关于“计算机时代隐私边界”的小型研讨会。会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番外第102章评估手记(第2/2页)
“我们这一代人，以为隐私权就是知情权和选择权。但有一天你们会发现，真正的隐私权，是你愿意把某些事告诉某人，不是因为制度逼迫你，不是因为合同约束你，而是因为你相信他。”
老教授叫赫尔曼·金泽，后来成为施特劳斯的博士生导师。他去世前三个月，在病房里还问施特劳斯：“你找到那种信任了吗？”
施特劳斯没有找到。
他做了三十五年数据伦理研究，从慕尼黑到日内瓦，从硅谷到新加坡。他见过无数精致的制度设计、完备的法律条款、华丽的道德承诺。但他从未找到金泽教授说的那种信任——那种你愿意把窗帘拉开、不是因为别无选择、而是因为相信窗外的人不会伤害你的信任。
此刻他坐在龙胆科技十六楼的会议室里，看着一个曾经窃取公司机密的年轻人，翻开一本磨损的笔记本，把那些本该永远封存的记忆一页一页摊开。
他忽然想，如果金泽教授还在，他会怎么说。
第十九天，施特劳斯旁观了一次“决策争议”。
争议的焦点是姚浮萍和林晚。
事情的原委很简单：IDEC评估小组发现，龙胆科技在五年前数据泄露事件后，对内部权限系统进行了彻底重构。这次重构中，有一项不起眼的设定变更——林晚的员工权限级别，被永久标记为“不得授予系统架构变更权限”。
这个标记本身不违规。任何人都有权决定不把核心权限授予曾经窃密的前竞争对手间谍。
但评估小组发现，这个标记的发起者，不是龙胆草，不是九里香，不是任何一个决策层的管理者。
发起者是姚浮萍。
按照龙胆科技的权限管理政策，任何对员工权限的“永久性限制标记”，都需要由直接管理者提交、人力资源部复核、技术*****备案。姚浮萍不直接管理林晚，她没有权限发起这个标记。
但她还是发起了。
更微妙的是，这个标记在系统中躺了五年，从未被执行。五年来，林晚参与过四个核心项目，每一次都需要临时获取系统架构变更权限。每一次申请都顺利通过，没有任何人提起那个“永久性限制标记”。
施特劳斯把这份发现带到了当天的晨会上。
会议室安静了很久。
姚浮萍第一个开口：“是我发起的。五年前林晚转做数据安全顾问的时候。”
“原因呢？”
“原因你应该知道。”姚浮萍直视着他，“她窃取过公司机密。我作为技术安全负责人，有责任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那为什么这个标记从未被执行？”
姚浮萍没有回答。
坐在角落的林晚放下手中的笔。
“因为，”她轻声说，“姚浮萍在发起标记的第二天，来找过我。”
姚浮萍转过头。
“那天晚上，”林晚说，“加班到十点多，你站在我工位旁边，站了很久。我以为你又要质问我什么，等着你开口。但你没问。”
姚浮萍的手指微微蜷紧。
“你只说了一句话。”林晚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很久以前、已经不会疼的事，“你说：‘权限标记我会挂在那里，不是为了限制你，是为了提醒我自己’。”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姚浮萍低下头。
她想起五年前那个夜晚，公司刚刚度过危机，所有人都疲惫到极点。她站在林晚的工位旁边，想说很多话。想质问她为什么，想说她永远不会原谅，想告诉她数据泄露那几天她失眠到凌晨四点、反复检查防火墙日志、生怕自己漏掉一个漏洞、害怕公司毁在自己手里。
但她最后只说了那句。
不是因为大度，不是因为她释怀了。
是因为那天下午，她弟弟给她转发了一封邮件。是林晚在转岗申请里附上的个人陈述，最后一段写着：
“我知道姚浮萍永远不会完全信任我。这是她作为技术负责人的本分，也是她对我、对公司、对这个职业最大的尊重。我想告诉她：我理解。我不需要原谅，我需要的是记住。只有记住，才能确保这种错误不会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
姚浮萍把那封邮件看了三遍。
第二天，她在系统里发起了那个权限标记。
不是为了限制林晚。
是为了提醒自己——有些人犯过不可原谅的错误，但错误不是那个人的全部。
五年来她从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连姚厚朴都不知道。
她以为这会是她带到退休的秘密。
“施特劳斯博士，”林晚看向那位德国老人，“您问过我们，为什么敢在评估中开放所有历史争议。这就是答案。”
她顿了顿。
“因为那些历史争议，从来没有被掩盖过。它们被我们每一个人记在心里，在日常的每一次决策里反复咀嚼。五年了，有些还在疼，有些已经长成茧。但无论是疼还是茧，都是真实的。”
施特劳斯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擦拭。
他想起金泽教授说的“信任”。三十五年来他一直在找的那种信任，不是完美的、无瑕的、不会受伤的信任。
是即使受过伤，也愿意记住伤口的形状、不再让另一个人跌倒的信任。
第二十五天。
施特劳斯坐在龙胆科技十六楼的落地窗前，手中握着一杯已经冷掉的咖啡，面前摊着那份即将完成的评估报告初稿。
他的团队成员在隔壁整理数据，准备最后一周的收尾工作。走廊里偶尔传来员工经过的脚步声，茶水间隐约飘来咖啡的香气。窗外是这座城市秋天特有的晴朗天色，阳光透过玻璃，在桌面上切割出明亮的几何图案。
评估报告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按照IDEC的标准框架，结论部分应该是对企业数据伦理体系的等级评定和整改建议。
他的笔悬在空白处，很久没有落下。
门口传来轻轻的叩门声。
龙胆草站在门外，手里端着两杯热咖啡。他把其中一杯放在施特劳斯手边，在他对面坐下。
“施特劳斯博士，”龙胆草说，“这二十五天，您叫停了十九次。”
“是的。”
“每一次都被满足了。”
“是的。”
龙胆草沉默片刻。
“您知道为什么吗？”
施特劳斯摘下眼镜。
“冯先生，”他说，“三十五年前，我在慕尼黑大学参加金泽教授的研讨会。那天会上有个年轻工程师提问：‘如果企业把伦理原则挂在墙上，但执行层面处处妥协，我们该如何评估它的诚意？’”
他顿了顿。
“金泽教授说：‘不要看它挂在墙上的原则，要看它做过的决定，特别是那些让它疼的决定。’”
龙胆草没有说话。
“二十五天，”施特劳斯看向窗外，“我看了一百一十七个决定。技术团队用三小时推翻自己打磨了三个月的方案，因为伦理风险过高。人力资源部保留了一个间谍员工五年来的所有权限申请记录，因为她认为‘透明的前提是完整’。”
他停顿了一下。
“你的首席技术官发起了一个永远不会执行的权限标记，用来提醒自己原谅不是遗忘。你的数据安全顾问把她母亲住院时写的那几页笔记贴在本子里，因为她觉得‘这是错误的一部分，不能撕掉’。”
他的声音很轻。
“冯先生，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在找金泽教授说的那种信任。在硅谷没有找到，在日内瓦没有找到，在苏黎世没有找到。”
他看着窗外，这座城市秋天的阳光落在他的银发上。
“今天我知道了。它不在制度里，不在报告里，不在任何企业的公开承诺里。”
他低下头，看着那页空白的评估结论。
“它在三小时推倒重来的代码里，在十五年前留下的注释里，在从未被执行过的权限标记里，在那些拒绝被撕掉的笔记里。”
龙胆草安静地听着。
施特劳斯拿起笔。
他没有写等级评定，没有写整改建议。他在评估报告的首页，写下了一句和金泽教授三十五年前那句回答相呼应的话：
“龙胆科技的数据伦理体系，不是一个完成的制度，是一个正在发生的选择。而我相信，当一家公司愿意把每一个让它疼痛的决定都摊在阳光下，它就值得被信任。”
他放下笔，把那杯已经冷掉的咖啡换成了龙胆草刚端来的热咖啡。
窗外，梧桐叶正被秋风染成金黄。林晚种在公司天台的那些花草，在这个季节开出最后一茬细小的白花。姚浮萍下午要去参加国际算**理峰会的线上论坛，她弟弟正在给新入职的实习生讲十五年前注释的故事。九里香的办公室亮着灯，她今天要完成一份关于“职场创伤修复”的内部培训方案。曹辛夷在欧洲谈判的消息传回来，合作即将签约。
而在这间洒满阳光的会议室里，一个做了三十五年数据伦理研究的德国老人，写下了一份与所有过往评估报告都不同的结论。
他没有写“建议”。
他写了一句话，送给三十五年前那个在慕尼黑大学会议室里提问的自己。
“你问的那家公司，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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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